双峰“三无”化工厂藏身废弃学校 记者采访遭拳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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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25-04-05 13:40:59编辑：北窗高卧网浏览（75）

就是说，仁的境界必然包含勇的要素。

李学勤先生于次年发表的《楚简〈恒先〉首章释义》是最早的研究文章之一，文中十分肯定地说：‘恒先在此应当连读，作为一词。因为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，往往有把首句中前两个字作为题目的情况，这两个字却往往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名词或概念。



首先，笔者不赞同把恒先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概念，笔者认为，恒本身就是一个表示永恒、恒常、惟一、绝对等终极意义的最高哲学概念。化物者未尝化也，其所化则化矣。本体论追寻万物存在的形上根据，老子、庄子的道论和《管子·水地》的水本原论最为典型。生成论则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。笔者认为，恒先或是恒究竟何者才是《恒先》中的核心概念，仅仅在恒先无有这一命题上转来转去是无法确定的，而应该着眼于《恒先》全篇，从文本上进行详细的考察，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。

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《黄帝四经》的出土，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相关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但在这个问题领域，情况也没有改变，因为《黄帝四经》中关于天地生成和万物本原、本体的论述，虽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材料，但也仍然是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范畴进行的，同传世典籍并无二致。总之，同恒先相比，恒作为《恒先》全篇的核心概念，显然有着更为充分的文本根据。建立认识论学说的哲学家还有张东荪。

只有中国文化是居中的，最合于人生，而代表中国文化的就是孔子儒学（他对宋明儒学有些批评），其核心就是以仁为基础的家族伦理。梁漱溟所关心的，始终是文化价值的问题，并且从人的心灵问题入手求得理论上的说明，他被尊为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，科学有没有界限以及何为界限的问题。从道的观念出发讨论认识问题，不仅弥补了中国认识论的缺失，而且为吸收西方哲学建立中国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可贵的尝试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这里不仅指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，而且指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，在认同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哲学，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后面抹杀中国哲学的特性。其关键是智的直觉的提出。



这一类学者认为，五四精神不是继承多了，而是发扬不够，所以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。但他力图摆脱西方哲学的心物、主客二分法，并批评了西方在认识问题上的人类中心论。中国哲学确实很重视负的方法，而西方哲学主要是正的方法。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：是不是只能运用西方的某一种哲学及其方法研究或建构中国哲学？也就是说，能不能超越前辈学者而有新的前进、新的创造？这决不意味着不需要了解和吸收西方哲学，而是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哲学。

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，要发展中国哲学，就必须提倡理性精神。熊十力哲学在方法上强调直觉，或以直觉为其主要方法。其世界文化背景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在西方引起了某种恐惧感，进而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产生了疑问，像斯宾格勒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口号。在后来的研究中，他除了对张载等人的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之外，很好地运用了解析的方法，对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精深的解释。

二、科玄论战中的哲学问题及其影响 五四以后，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战，即科玄论战（又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）。与此相关的，有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，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之争。



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的胡适，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上册），第一个打破了经学方法，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写中国哲学史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冯友兰所说的分析命题是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命题，这是另外的问题（事实上，当时就有人指出，他的四个命题并不是真正的逻辑命题）。

他提出的理、气、道体、大全四个主要概念，都来自宋明理学，但意义确实不同，这四个概念是由四组逻辑命题得出的。金岳霖又著《知识论》一书，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新领域——认识论领域。五、中西结合的其他尝试 重建中国哲学的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是贺麟。物则随心而转，故有生命意义但是无论如何，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即理性化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冯友兰似乎综合了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人关于直觉的说法，又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，包括佛学与道家的思想，重新肯定了直觉的重要作用。

用冯友兰的话说，在熊十力哲学中，道就是‘大用流行，是具体的，不是一个概念，一条命题，所以称为道体。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，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。

那么，在《新编》的总结中，全部的哲学问题都是为了提高精神境界，境界问题变成整个哲学的核心问题。天人关系不只是认识关系，首先是存在的关系，人既是理性的动物，也是情感的动物，情感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。

[16] 金岳霖：《论道》，第215页。但这不是完全回到《新原人》，而是将哲学的概念认识变成境界的问题了。

[5] 这就意味着，他不只是一般地回到新理学的哲学立场，而是回到以《新原人》为核心的哲学立场，并将人生境界变成一般的精神境界，以精神反思说明之。理解不能离开人和人生，知识则是有关具体对象的。他还认为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‘受用或教训[3]，而真正的受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后来在第七册第九章——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和第十一章总结中所说的提高精神境界。任何概念认识都是对象认识（而且是抽象的），哲学的概念认识也不例外。

这不仅仅是为了一场争论，而是为了哲学的未来。存在是指人的存在，人的存在不能离开宇宙自然界，因此又有其宇宙本体论的来源。

所谓境界，既有认识的问题，也有情感的问题，它不仅是一种概念，而且是一种情操、情趣，二者又是很难截然分开的。他还用王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中的一条资料即朱子承认向日支离之病，以说明理学与心学实现结合与统一的必要。

[21] 理学中的道就是大用流行，不是静态的，而是动态的，对此不能用概念，而要用直觉，所谓体道就是直觉。[14]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第244页。

如果偏说理在物，是心的方面本无所谓理，全由物投射得来，是心纯为被动的，纯为机械的，如何能裁制万物，得其符则？我们不可舍心而言理。《简史》不只是一部哲学史著作，而且代表冯友兰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其标志就是，不是哲学的某一部分，而是哲学的全部都是解决境界问题。《论道》中的最高命题是无极而太极，但这不仅是逻辑的命题，而且是有价值意义的，无极而太极不仅表示方向而且表示目标，表示价值[17]。而在西方哲学史中，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。

[4] 特别在总结中明确提出，这正是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，不只是学习哲学史的目的。《新编》一方面讲共相与殊相、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，亦即所谓有与存在的关系问题，并且改变了新理学体系中有也是存在的旧观点，主张有而不存在。

方法问题最能说明中西哲学的特点，冯友兰对此有深刻认识。用概念与直觉的结合来解释精神境界，应当说是冯友兰哲学思考的最后结晶。

现代理学家金岳霖提出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这个说法，哲学界一时感到很诧异，认为这个提法太贬低了哲学的价值。[2]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册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9页。